不过，邱吉尔认为，与领导集团内一些主张在西方的德军投降的人小心谨慎的“勾兑”尽管不太现实，但是这种“勾兑’却能使他对斯大林实行更为强硬的政策，特别是在波兰和希腊问题上。

所以，当军事情报机关向邱吉尔报告说，德国人正在找机会与同盟国接触的时候，他回答说：“人们可以责备英国行动迟缓，举动粗鲁，喜欢诙谐幽默地分析问题但是，谁也不能责备英国搞阴谋，求上帝保佑，永远不能这样责备我们。不过，”他又补充道。这时候他的眼神变得十分坚定，只是在两眼的深处闪耀着喜悦的火花“我从来都是要求把目的在于巩固各国合作的外交手腕与明目张胆、毫不理智的阴谋严格区分开来。只有亚洲人才把巧妙而复杂的外交手腕看作是阴谋”

“不过，在适当的时候政治手腕是否很可能不只是手腕，而是更为严肃的行动呢？”谍报机构的副头目问邱吉尔。

“您认为政治手腕是不严肃的吗？手腕是世上最最严肃的。只有手腕和绘画。其它一切都是虚无空、微不足道的”邱吉尔回答说。这时他正躺在床上，在习惯的午睡后，他还没有起床，所以情绪很好“我们所习惯理解的那种政治已经过时了。总体政治已经取代了那种在世界某个地区采取一些文雅行动的政治。这种总体政治已经不是某个人的为所欲为，也不是某些人自私利己的企图，它是一种像数字那样精确，像医学中辐射试验那样可怕的科学。总体政治会给一些小国带来无数的悲剧；这是一种知识分子受迫害，天才们遭劫难的政治。画家和天文学家，电梯司机和数学家，国王和天才统统都要服从于总体政治”说到这里，邱吉尔拉了拉盖在身上的方毛毯，然后接着说，“在一个时期内国王与天才同时出现，这绝不会对国王不利；这一时期里存在的一些对抗只是偶然的，而不是规律性的现象。实行总体政治就一定会产生一些完全出人意料的联盟，在战略上也会有离奇反常的转变，所以我在1941年6月22日向斯大林提出的呼吁是最合乎逻辑，而又是始终如一的。我的呼吁书确实合乎逻辑，不过，是否始终如一，那是次要问题了。各国合作的利益才是最主要的，其他的事会得到历史谅解的”

“您好，金夫人”一个俯身在床头的男人说。

“您好”女报务员以极其微弱的声音答道。此时她说话还很困难，头晕脑涨，稍一动就恶心。只是每次给孩子进食之后她才感觉好些。孩子睡了，她也跟着昏睡一阵。但是一睁开眼，心口里就憋闷恶心，紧接着头又晕起来，眼前的东西又开始变换颜色。每当她看见自己的孩子，心里就产生一种茫然的情感。这是一种很奇特的情感，连她自己也说不出个究竟。她心里真是百感交集：有恐惧的心情，有飞翔的感觉，有无意识的自豪感，还有一种从未水有过的镇定自若的心情。

“金夫人，我想向您提几个问题”那来人接着说道，“您听清我的话了吗？”

“听清了。

“我不会打扰您很长时间”

“您是哪儿来的？”

“我是保险公司的”

“我丈夫已经死了呜？”

“我想请您回忆一下，炸弹落下来的时候；您丈夫在什么地方？”

“他在洗澡间里”

“您家里还有煤砖吗？这可是脱销货我们公司里冻得要命”

“他碰巧买了几块”

“您累了吗？”

“他已经不在了吗？”

“金夫人，我给您带来了不幸的消息。他已经不在人世了，我们正在帮助所有在野蛮空袭中受到损失的人。您在住院期间想得到些什么帮助？饮食大概他们会保障的，衣服嘛，在您出院前我们准备好，包括您用的和孩子穿的。这胖娃娃多可爱呀是女孩儿？”

“是个男孩儿”

“爱哭爱闹吧？”

“不我还没听他出过声呢”

突然，她因为一次也没听到过儿子的哭声而不安起来。

“婴儿是不是应该爱哭爱叫呢？”她问道“您不知道吗？”

“我那三个孩子刚生下来的时候吵得可厉害了”那个男人说，“吵得我的耳膜都要破了。不过，我的那几个生下来又瘦又小，您这孩子又大又胖。大胖小子总是不爱出声的对不起，金夫人，如果您还不太累的话，我想问您一下，您的财产保险金额是多少？”

“我不知道这件事是我丈夫经手的”

“您大概还记得是在哪个分处办理的保险手续吧？”

“好像是在辣斐德路”

“噢，那就是二十七分处。这样，查询起来就容易多了”

那个人把这些情况都记在一个破旧的本子上；咳嗽了几声，又俯身凑近女报务员的脸，声音很轻地说：

“年轻的妈妈可决不能哭，也不要着急。请相信我这个有三个孩子的父亲的话。这样会立刻影响孩子肠胃的，而且您一定能听到他那低沉嗓音的哭声。您没有权利只考虑自己，考虑自己的时候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您应当首先考虑您的胖儿子”

“好吧，我不哭，也不着急”报务员低声说道。然后用冰凉的手指轻轻地碰了碰那个人温暖湿润的手臂，说道，“谢谢您”

“您的亲人在什么地方？我们公司可以帮助他们来看您。我们出路费，而且提供住所。当然，您也知道，一些旅馆被炸毁了，另一些租给了军人。不过，我们还有私人房子。您的亲人不会生您气的。应当往什么地方写信呢？”

“我的亲人都住在宁波，”报务员答道，“我现在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

“您丈夫的亲戚呢？应该把这件不幸的事通知谁呢？”

“他的亲戚都躲在重庆。不过，给他们写信不大合适，因为我丈夫的叔叔是日本的好朋友，他不让我们直接给他写信我们都是托人把信带给他，或者通过大使馆”

“地址您记得吗？”

这时候孩子哭起来了．

“对不起”报务员说“我先给他喂奶，喂完奶再告诉您地址”

“那好，我先回避一下”那人说完就走出了病房。

报务员看了一下他的后影，慢慢地把紧便在喉咙里的一团东西咽了下去。她的头还很疼，但是已经不感到恶心了，她没有来得及好好地琢磨刚才那人提出的问题，因为小家伙已经开始进食来，所有那些使她忐忑不安、但又十分遥远、陌生的东西都随之消失了。她身边只有那贪婪地、灵活地摆动着小手的孩子。她给孩子换下了尿布，久久地望着胖儿子，他浑身皮肤红嫩嫩的，就象是表了一层红丝线似的。

过了一会儿，她突然想起来：昨天她还躺在一间大病房里。病房里有很多产妇，护士们定时把孩子给她们抱来喂奶；病房里孩子们哇哇地哭着，但现在听到的声音却象是从遥远的地方传来似的。

“我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呢？”她突然想道“我这是在什么地方？”

过了半个小时，那个男人又来了。他看了好久熟睡着的孩子，然后从公文夹里拿出几张照片，问道：

“趁我记下您叔叔地址的时候，请您看一下，照片上有没有您的东西。轰炸之后，找到了您家的一些东西；您知道，碰上这场灾难，哪怕是一只皮箱也多少能帮您点忙呀。可以卖掉些东西，给孩子买些最必需的物品。我们当然要尽力在您出院前把一切都准备好，不过，总还是”

“吕思南路，25号”

“谢谢您。您累不累？”

“有点累了”报务员回答说，因为在照片上离她家废墟不远，沿着马路整齐地放着的箱子和盒子中，她一眼快认出一只大手提箱，她是绝不会把它和别的箱子搞错的。平时她们的电台就藏在这只箱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