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知道他们”

“怎么，有什么事吗？”报务员问道。

李广元哼了一声，摇了摇头。

“你知道吗，”他慢条斯理地说起来，“我接到了一项任务”他又哼了一声“我应该注意观察最高层的官员中有谁准备单独与西方国家和日本谈判。那边指的是在南京国民政府最高领导层里的人。

你觉得这项任务怎么样？够轻松愉快的吧？看样子，那边认为既然我二十年都没垮台，那就证明我是无所不能的了。最好我能成为汪先生的副手。或者干脆能当上总统，是吧？你看，我快成了个唠叨鬼了”

“‘唠叨鬼’对你来说很合适”报务员回答说。

“小姑娘，你打算怎么个生法？”报务员停下来的时候，李广元这样问她。

“我看，新方法还没发明出来吧”报务员微笑了一下。

“前天我和一个产科医生聊天伙伴们，我可不想吓唬你们”他走近报务员身边，请求说：“你弹呀，孩子，弹呀。我不想吓唬你们，尽管我自己可真吓坏了。这位老大夫对我说，在接生的时候他可以断定出任何一个妇女的出生地点”

“我不明白，怎么个判断法”报务员说。

演奏声骤然停止了。

“你不要怕。先听我把话说完，然后咱们再考虑怎么过这一关。你是知道的，分娩时妇女都要喊叫的”

“谢谢你的指点，”报务员回答说，“我还以为她们要唱歌呢”

李广元摇了摇头，又叹了一口气。

“你知道吗，她们是用本地方言喊叫的。

用她们出生地点讲的话喊叫。就是说，到时候你会用成都的方言喊‘妈呀’”

报务员继续弹着钢琴，但是李广元看见，她的双眼突然间噙满了泪水。

“那我们怎么办？”另一个问。

“要是把你们送到延安去呢？这件事大概我是能做到的”

“那岂不连最后一个联络电台也没有了”报务员问道。

“我留在这儿”怀孕的那个说。

李广元摇了摇头，表示反对。他对她们说：“他们是不会放你们一个人走的，只能和他一起走，他是残废军人，需要到疗养院治疗。而且又有亲属的邀请他们不会让你一个人离开的，因为他的舅舅是党员，而你的舅舅不是”

“我们都留下来，”报务员说，“没什么了不起。”

“你还可以加上几句骂人的话，不过可一定要带点上海口音”李广元开玩笑说，“这件事咱们明天再决定，要不慌不忙地考虑一下，而且不能带有丝毫英雄主义的激情咱们走吧。该去联系了。根据明天那边给我的答复，我们再做决定”

五分钟后，他们从房里走出来。李广元手里提着一个皮箱，里面装着无线电台。他们的车子朝浦东方向行驶了大约十五公里，李广元关上了马达。天上有飞机在盘旋。报务员看了一下手表，说道：“开始吗？”

“开始”

一号：我仍然坚信西方国家重要的政治家没有人会与国民党谈判。不过，我既然接到任务，就一定去完成。

我认为，如果我把一部分从你那里得到的情报向詹国强报告，任务就有可能完成。依靠他的支持，我就可以进一步直接监视那些你认为正在探索谈判渠道的人的行踪。我向詹国强的“告密”会帮助我向你提供肯定你的猜测以及推翻这些猜测的所有情报。其他的途径我目前还找不到。如赞同，请用这里的频道转告“同意”。

这份报告使边区十分震惊，仿佛一颗炸弹已经爆炸似的。

“他正处在垮台的边缘，”情报中心一位领导人说，“如果他与詹国强直接打交道，他马上就会败露，任何办法也救不了他。即使假设詹国强想捉弄捉弄他不过，詹国强也未必会那样做，因为他并不是司令棋盘上的什么大棋子。请在明天早上给他发报，让他立即停下来，告诉他，我们坚决禁止他这样做”

最近几个月情报中心搜集到一些新情报，对詹国强有了出人意料的新认识，因此，情报中心掌握的情况李广元是不可能知道的。

他突然醒来，好像有人推了一下他的肩膀。他坐在床上环顾四周。房内寂静无声。小闹钟的夜光针正好指在五点。

“还早，”詹国强心想，“应当再睡上一个小时”

他打了个哈欠，又面向墙壁躺下了。通风小窗外传来了林涛的吼声。从傍晚就下起了雪，詹国强的脑海里浮现出一片寂静空旷的冬林美景。突然他想：如果他一个人到林中去，一定是很可怕，就像孩提时那样害怕。

詹国强从床上起来，披上睡衣，走到了桌旁。他没有开灯，坐到一张木圈椅的边上，把一只手放到黑色电话机的话筒上。

“应该给女儿打个电话，”他想，“孩子一定非常高兴。她的欢乐大少了”

写字台的玻璃板下面有一张大照片：两个男孩子顽皮地，无忧无虑地微笑着。

突然詹国强脑子里出现了丁末村清晰的身影。詹国强想，都怪这个坏蛋，他现在才不能给女儿打电话，对她说一声：“你好哇，小老鼠，是爸爸给你打电话。你刚刚做了些什么梦呀，亲爱的？”和两个男孩子也不能通电话，因为他们不是合法婚姻出生的。詹国强记得，1934年他请求从党的金库里借贷八万法币为这两个孩子的母亲马曼丽在杭州西湖边上远离经常遭到轰炸的地方建一所小别墅，那时丁末村没有说话。但后来常凯申从别人那儿如道了这件事，接连几次在大本营吃饭时总裁莫名其妙地上下左右打量着他。因此他没能和妻子离婚，尽管他已经六年不在家住了。

“这与丁末村无关，”詹国强继续想道，“全都怪我，这件不幸的事与那个肥猪无关。我是可以忍受国为离婚而引起的一切屈辱，也可以不管卫队反对家庭破裂和妻子离婚的队章。但是，我无论如何决不能让女儿精神上受到刺激。

詹国强微微一笑，他想起了最初的年月，那时他饥寒交迫，和妻子住在大阪一间又陪又冷的小房子里。这是十八年前的事了。当时他是躲在重庆的“兄弟”常凯申的秘书。他为了建立各党组织之间的联系在日本到处奔波，经常睡在火车站，啃一顿干面包，喝些名为热茶，而实际上是大麦做成的东西。在1927年，那时他还不明白，南京已经可以产生建立一支警卫部队国民卫队

他的想法，是因为反对共党的斗争已经开始。詹国强当时还相信，建立卫队是为了保卫党的领袖们免遭赤色分子的杀害。他真的相信，赤色分子的主要任务就是消灭伟大的领袖，中国劳动人民唯一的出路汪未经。他在靠桌子的墙上挂了一张汪未经的大幅肖像。有一次汪未经因事找他，看到在自己的大幅肖像下站着一个瘦瘦的、满脸雀斑的年轻人。他说：“把党的领导人之一抬得这么高，使他高踞于其他国民革命党党员之上，值得这样做吗？”

詹国强回答说：“我是个党员，我们的党有一个领袖，而不是一个领导”

汪未经记住了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