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纵有不满又能如何？”

在这声充满自信的言语于房间回响时，袁世凯的唇角微微一扬，神情显得颇为自负，就好像于这浙江地界上，士绅生杀之权，全在他手一般，实际上，这恰恰是中枢势威的一种表现，过去地方士绅们之所以能够令地方官为之忌惮，全是因其于中枢任职的省籍官员为凭，尤其是那些新晋言官，更是偏好以弹劾他人扬名，对新晋官员来说，其当年读书多受地方士绅接济、扶助，为此，其自然会还报其恩，如惹士绅受地方官员“欺压”，自甘为乡党士绅驱使，可眼下却是中枢势微之中。

且不说因“壬辰之变”中言官之名尽毁，世人皆记言官祸国之弊，为止朝廷只得尽废言官不说。更重要的是“九督议政”之下，中枢威权扫地，再不为地方官员所忌惮，如此一来，地方士绅自然失去了最大的靠山，没有朝中乡党的支持与掣肘，如袁世凯一般的地方官员，行起事来，自然是“无法无天”。

或许，对于李鸿章、张之洞等成名已久地方大员而言，其声名赫赫之下，必须要维持名声，尚还会有些禁忌，但对于袁世凯来说，尽管其一方面千方百计维持自己的名声，做出模样来，但另一方面，做起事来却也是急功近利，可这恰也正因如此，成就了现在浙江的新政之名。

或许，于李鸿章等人看来，袁世凯的动作是可以接受，也是可以理解的，更重要的是，他们是心存观望之态，放任其于浙江的动作以作试验。若是成功方可为之借鉴，但对于本就是地方士绅一员的张謇而言，他却无法接受这种对士绅利益的打压。甚至可以说是坑害。

看着眉头微皱的张謇，心知其想法的袁世凯便长声感叹道。

“季直兄。弟闻老兄欲投身实业，那小弟冒然请问，投资实业者，工厂所出当售于何人？”

说罢，袁世凯颇是轻松的端起茶来喝了一口，实际上，这件事在他看来，是十拿九稳。任谁也不能否认这是“仁政”，即便是那些士绅也得打掉牙往肚子里吞。

“自然是全天下的百姓！”

张謇不假思索的回答道，然后又诧异看着袁世凯，似乎是在说，这还需要问题吗？

“既然如此，若是这全天下的百姓之钱利皆为高利贷所盘剥，那老兄所办工厂所出之货，又售于何人？”

其实，同样的问题，袁世凯也曾被人所反问。也正是这个反问改变了他的态度。

“这……”

一个简单的反问只使得张謇不由一愣，以至于半晌都反应不过来，这个问题他可还真没有想过。以至于吱呒也好一会才说道。

“这，这借高利贷的毕竟只是一部分……”

“今年浙江全省借出了三百余万两的米粮，若是按乡间一出三归的借法，等到收粮时，百姓就要还上千余万两的粮来，届时，粮商又借乡民急需还粮，趁机压低谷价，谷贱伤农之时。乡民损失又岂下千万两？”

袁世凯的话只使得张謇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他还从未算过这么一笔细账。更准确的来说，他从未曾考虑过。放之一省，高利盘剥给乡民造成的银钱之亏竟然如此之大。现在细细盘算可不正是如此，所谓“仁借青黄不接糊口之粮”，表面是看似“仁”，可那“仁”的背后却又是一柄杀人不见血的刀。

“季直兄，小弟请问，如果这两千余万两本应为高利盘剥的银利尽入乡民之手，那荷包里丰沛了，乡民届时自然会添衣买布，自然会买以商品，到时候何愁商业不振，实业不兴？”

自从出任浙江巡抚以来，可以说为了充实府库，袁世凯可谓是想尽了种种办法，除去借着剿灭乱匪的时机重整善后局、厘金局之外，又仿效台湾建立了禁烟局，以推行烟土专卖，虽说籍此增加了进项，勉强维持新军编练，但于推行新政而言仍有不足。

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振兴商业，而这又是新政的核心。如果振兴商业？如何发展实业，这无一不在考验着袁世凯。

相比于关内任何一位巡抚，袁世凯无疑是最年青的，也正因如此，他更能放开手脚来，更善于听取他人的意见，当然最重要的是善于用人，除了用了一批留美幼童之外，他甚至还从东北挖来了一些人才，也正是那些从东北来的人，把经济统制理念带到了浙江，尽管受限于外部环境，仅只是改头换面推行一部分，但却已经显现了其功效。

就如同成立浙江省粮食公司一般，虽说未能如东北一般，“悉数统制粮食购销、尽得购销之利”，但仍然打破了粮商对浙江粮价控制，更重要的是通过借粮于民的方式，获得了百姓的信赖，从而为将来收购粮食直至垄断市场打下基础。而相应的粮食公司的成本亦能从根本上高利盘剥、谷贱伤农等问题，进而使乡农收入增加，达到增加消费，刺激商业的目的。

按照那些人的说法，这是市场的基本循环，乡农越穷生意越难做，生意难做就谈不上振兴商业，反之亦然。正因如此，只有千方百计的增加乡农的收入，才有可能刺激商业发展。

虽说不懂做生意，但是袁世凯却懂得口袋里有银子才敢花银子的道理，可以说这是最简单的道理，也正因如此，他才会从去年开始在权衡数月后，同意设立粮食公司“与民争利”，而争的这个利，就是为了借手粮食公司把地利从富绅的手中放还到乡农之手，当然官府亦能从中渔利。

其实，袁世凯之所以能够下定决心，恰恰是因为其在心里同那位东北的三省总督在那里比着，于其看来既然他唐浩然能用这些法子办成事业，他袁世凯自然也能凭此成事。也正是这种心态使得袁世凯在无形之中模仿着东北，也正因如此才有了其主持下浙江的新政锐变。

当然，袁世凯之所以能够于浙江推行比直隶等地更为大胆的新政措施。恐怕还是因为其特殊的位置，在名义上浙江属闽浙总督辖区。但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袁世凯都是北洋布在江南的一着棋子，这使得闽浙总督一直不能插入浙江之事，而另一方面，北洋衙门却又因种种原因，无法直接插手浙江，这自然导致了袁世凯可以于浙江省“肆意妄为”，几乎全无顾忌。当然最重要的是李鸿章支持他的那些“肆意妄为”的新政之举，李鸿章，甚至张之洞等人，都需要看看这这种仿效到底能否成事。

恰正像当年唐浩然所说一般，中国太大，船大不易调头，所以有些新政举措，需要辟地尝试，先行以试行，待试行成功后。再放之于全国，东北之政于东北偏远之地可以成事，但于内地呢？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袁世凯治下的浙江就是答案，就是李鸿章、张之洞等人需要的答案。